立法风格，后人慎坑

虽然都是民主国家，不同民族参与立法，写出来的法律风格迥异。 比如印度人的立法风格，是比较任性的。  华人可以想象一下印度族裔统治下的美国华人过的幸福日子。   http://mil.news.sina.com.cn/china/2017-08-22/doc-ifykcppy0159007.shtml

日本作为”民主“国家，立法也有其浓浓的日本风。华人领教过。

中国古代不同朝代（甚至同一朝代），道教立法和儒教立法风格就完全不一样。 前者倾向于纯简，要求适应当代的挑战，要求适应边境文化冲突的挑战。  后者倾向于繁复，崇拜古人，照顾面子胜过于里子，宁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，也不愿意去适应不和谐世界的挑战。

最经典的风格变化是汉朝。  汉初尊黄老之术， 汉武帝驱逐道家，独尊儒术，这不光是学术风向变化，而是根本立法类似改宪。 ”表里不一“潜规则盛行成为以后2000年中国外儒内法制度的流弊。 要面子不要里子，凭借古人“内宅夫子之见”春秋立法断案，导致这个国家一次次致命沦陷。

QUOTE：  尽管汉武帝亲近儒者，推崇儒学，不过实际上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，汉武时代的政治精神，外表像是文德并茂，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。汉武盛世的丞相，只是摆设，实权却是在御史大夫身上。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，如赵禹、张汤、杜周、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，为了讨伐匈奴，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，他们便遵行这种政治原则来办事。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：一、严密防止国内发生叛乱。二、尽量开发利源

为了达到国内的彻底控制，武帝首先改订法律。元光五年，他命张汤、赵禹共订律令、造成西汉的法律恢复到秦代的严酷。例如其中的“见知法”，里面规定如果看到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，便与犯者同罪。这样一来，官吏治法都以严酷为主，因此产生不少酷吏，如义纵、王温舒等人，造成不少人民与高官因罪被杀，这种现象，在汉武帝晚年时最为严重^{[参 5]}。

至于开发利源方面，以鬻卖官爵为其中重要的一项。这项办法始于元朔六年，由政府设“武功爵”十一级，这对吏治产生莫大的损害。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，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、新税的征收，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、铁、酒的专利等。这些政策推行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。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C%A2%E6%AD%A6%E7%9B%9B%E4%B8%96#.E5.84.92.E8.A1.A8.E6.B3.95.E8.A3.A1

所以看一条河，看它的水源，看它的地势，抽样调查，可以知道它的特性。 趁一时之快，改宪改法换班子，所谓“有为”之君，其实是挖坑之罪人。所谓团结“大观园”，其实自己出资，自己挖，自己跳，自己埋。

后人慎坑。